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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夢圓考古妝成時

來 源:中國科學報
發布時間:2019-10-08

 

夏鼐

 


 

夏鼐(左)在考古所的碳十四實驗室

■本報記者 倪思潔

推開門,年輕的核物理工作者仇士華、蔡蓮珍夫婦呆住了。

身體瘦削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笑容滿面,禮貌地起身邀他們落座。之后,夏鼐又簡單地向他們介紹了碳十四斷代實驗室的建設需求,并帶領他們去相關科室轉了轉。

這場再普通不過的會面,卻讓仇士華夫婦感受到久違的人格尊重。1957年,仇士華和蔡蓮珍深陷“反右”風波,成為“人人喊打”的“右派”青年,不能繼續在原單位從事科研工作。就在這時,夏鼐向他們伸出了橄欖枝。

對于這對夫婦來說,夏鼐改變了他們的一生。而夏鼐在一生中所改變的人和事,實在太多太多。

尋夢·游學

1935年8月的一天,上海海港,一艘意大利郵船迎來了一位年輕的學子。

25歲的夏鼐要從這里前往英國。1934年10月,夏鼐拿到了考古學的公費留學名額,決定去倫敦大學開始新的求學生涯。

郵船途經香港到了威尼斯,下了船,夏鼐又搭上火車。

9月初的倫敦陌生且新奇,而藏在學子心里的,是一份為中國考古學尋醫問藥的渴求。

出發之前,夏鼐曾拜謁名師,遍覽能尋到的中外文考古學、人類學論著,參加田野考古實習,對中國考古學的現狀有了明確的大致認識:“中國考古學上的材料頗不少,可惜都是未經科學式發掘方法,故常失了重要的樞紐……”

改變中國考古學的面貌,成為他心中隱約的渴望。

留英的5年半里,夏鼐全面學習現代考古學的理論與研究方法,掌握文物的修復、保養、管理、陳列及青銅鑄造等技能,接受田野考古科班訓練,投身英國梅登堡山城、埃及阿爾曼特遺址等的考古發掘,閱讀考古學、人類學的多方面專著……

倫敦大學考古學院埃及考古學系主任格蘭維爾教授在給院長的信中這樣稱贊夏鼐:

“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對埃及學還一無所知。但他以極大的熱情投身于這一學科的各個領域,很快就熟練地掌握了所必須具備的古代埃及語知識,這與他很快就適應了考古學是一樣的……我堅信,一旦他回到中國,他就會成為蜚聲考古界的學者……我認為,他是一個出色的、勤奮的和值得信賴的學生。”

而那時的夏鼐也對中國考古學的未來有了更清晰的認識:

“現在中國談考古學的,還多以19世紀后半葉的人類學為根據,斯賓塞、泰勒等的均變論,尚極盛行,實則將來須費一番肅清的工作。然后再專就實證,以建立中國的上古史……”

追夢·回鄉

1940年12月,夏鼐從開羅登上歸國的列車,滿懷抱負。

剛回國后不久,他就應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所長羅常培先生邀請,在昆明做了一次演講,題目是《考古學的方法論》。就古物搜索、發掘,到整理、研究,他一一詳述。由于此前很少有中國學者論述過考古學方法,他回國后的第一講就成了昆明學術界的一件盛事。

方法對不對,要看實踐效果。回國后,夏鼐以極高的熱情開展田野考古。僅1944年至1945年1年間,他的腳步就遍及河西走廊,從蘭州到敦煌,兼及臨洮、寧定、民勤、武威等地。寧定陽洼灣齊家文化墓葬的發掘,從地層學上確認仰韶文化的年代早于齊家文化,糾正了西方學者關于甘肅遠古文化分期問題的臆測;臨洮寺洼山等遺址的發現,則提出了中國史前時期存在不同的文化系統問題。從此,中國史前考古學研究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1949年11月1日,中國科學院在成立后便開始醞釀建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以下簡稱考古所)。1950年5月,周恩來總理根據郭沫若院長的提名,任命文化部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兼任考古所所長,梁思永、夏鼐為副所長。由此,夏鼐走上了新中國考古工作的領導崗位。

筑夢·掌舵

新中國成立初期,掌握田野考古技術的專門人才奇缺。作為大陸唯一一位既在國外經受正規科班訓練,又有豐富實踐經驗,還能親臨第一線的田野考古學家,夏鼐擔起了培養田野考古人員的重任。

1950年10月,夏鼐剛上任考古所副所長1個星期,便率領考古所第一支調查發掘團,前往河南輝縣進行考古發掘。第二年夏天,他們又去了河南中西部調查史前遺址。1951年秋至1952年春,他們再度啟程,去長沙近郊發掘戰國和漢代墓葬。

對發掘團里的年輕人,夏鼐反復強調考古研究要建立在田野工作的基礎上,要求大家在考古調查發掘中認真辨別復雜的地層情況,弄清遺跡、遺物的各種關系,并且要把觀察到的一切相關現象詳細正確地記錄下來。 一次次演練,培育出新中國第一批田野考古骨干人才。安志敏、石興邦、王伯洪、王仲殊、馬得志,這些此后中國考古學界的知名人士,都曾在夏鼐的教導下接受了嚴格的學術訓練。

自1952年起,為應對國家基本建設逐步展開、田野考古專門人才匱乏的局面,中央文化部、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合作舉辦全國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創辦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夏鼐直接參與考古訓練班、北大考古專業的組織領導與課程策劃,親自講授最基本的考古學通論和田野考古方法。

長期在夏鼐身邊學習與工作、現為考古所資深研究員的王世民,曾聆聽過夏鼐授課。他至今記得,夏鼐每周辛苦地授課一天——上午講考古學通論,下午講田野考古方法,還帶領大家在未名湖畔學習簡單的測量技術。

“‘文革’前參加工作的考古人員,基本上都曾直接領受夏鼐的教誨。”在王世民的心目中,夏鼐一直是“為中國考古研究引航掌舵的人”。

1958年,“大躍進”之風盛行,考古領域刮起浮夸風,否定嚴格的田野發掘和室內整理研究的基本操作規程。面對盲目蠻干的局面,1959年,夏鼐以正確對待考古學文化定名問題為切入點,倡導在研究問題時,要“從實際出發,慎重處理”“不要輕率浮夸”。

夏鼐不僅為考古學“端正”路徑,也為它“明確”目標。1962年,他在《紅旗》雜志發表《新中國的考古學》一文,提出中國考古學六個方面的基本課題,進一步明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方向。此后,考古所開始遵循基本課題,有重點地部署田野考古和室內研究。中國考古學學科體系逐步建立起來。

圓夢·歸根

盡管考古學屬于人文學科,但夏鼐對自然科學一直青睞有加。從上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他曾致力于將自然科學的方法引進中國考古學。

1959年,在夏鼐的辦公室里,他遞給仇士華、蔡蓮珍一本自己早已讀過的書——美國放射化學家利比撰寫的《放射性碳素測年方法》。為建起國內的碳十四實驗室,夏鼐幾經波折把錯劃為“右派”、學核物理出身的仇士華夫婦調到考古所。經過五六年艱苦努力,中國第一座碳十四斷代實驗室,在連暖氣都沒有的考古所誕生。

“夏先生就像把我們從垃圾堆里撿回來一樣,讓我們有了新的科研生命。”60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當初與夏鼐交流的一幕幕,滿頭銀發的蔡蓮珍提高了聲調,在她身旁,87歲的仇士華頻頻點頭。

夏鼐改變了仇士華夫婦的一生,也完善了中國考古學的面貌。

從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夏鼐一邊直言不諱地反對在條件不成熟時挖掘帝王陵寢的短視做法,一邊主持制定考古研究工作八年規劃,籌備成立中國考古學會,組織編寫《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等綜合性論著,不遺余力地為中國考古學引航掌舵。

1985年6月17日上午,夏鼐像往常一樣去研究所,還接待了日本考古學者。中午休息一個多小時后便又開始審閱《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的一篇文稿。下午3點多,夏鼐告訴妻子要去胡同口走一走,但一會兒工夫就回到了書屋。下午5點,妻子發現夏鼐坐在沙發上,頭歪向一邊,稿子散落一地……

兩天后,夏鼐永遠作別了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為之奮斗的中國考古學。

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在悼念夏鼐時寫道:“完全應該公正地承認,夏鼐同志和他的合作者們,開創了我國考古學發展的新時代……毫無疑問,這一切成就是跟夏鼐同志1950年以來在考古工作中的創造性的辛勤勞動分不開的……他是當代中國考古學人才的主要培育者、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和考古學嚴謹學風的主要締造者。”

記者手記

人的一生中有很多十字路口。人們時常想當然地認為,大師級的人物走到十字路口時必定是毫不猶豫的。可事實上,命運有時就是那么令人感慨,多少人在走上人生巔峰之前,都未曾想過自己會走上這條路。

1934年,大學畢業之際的夏鼐看到了公費留學的機會,為穩妥起見,他同時報考了留美公費生和清華研究院中國近代經濟史專業。結果,他以高居榜首的成績把兩張“入場券”都拿到了手。公費留學機會難得,夏鼐不忍放棄,但學科卻是考古學。

在日記中,夏鼐這樣寫道:“自己本來預備弄的是中國近世史,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學,這樣便要改變我整個一生的計劃,對于這樣一個重大的改變,我并沒有預料到,我有些彷徨無主。”

在寫給摯友的信中,夏鼐又感慨:“我初入大學的一年是弄社會學的,后來轉入歷史系,已經是十字街頭鉆進古塔中,但是對于十字街頭終有些戀戀不舍,所以要攻中國近代史,以便進一步剖析當前的社會。現在忽而改讀考古學,簡直是爬到古塔頂上去弄古董。”

夏鼐所處的年代是一個動蕩不安的年代、一個計劃趕不上變化的年代,他未曾料到的事比現在的人們要多很多,從歷史學轉向考古學如是,從研究員轉為領導亦如是。他曾一心只愿做研究,不愿忙于行政事務,可偏偏多所大學、多家科研機構、多位前輩都看中了他。直到現在,年邁的仇士華在回憶起夏鼐時還是這句話:“他其實是不愿意做官的。”

困惑眾人都會有,那么,大師何以成為大師?我想大約是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精神。夏鼐就是一個擁有這種精神的人。

轉行考古學時,盡管覺得是鉆進了象牙塔,他卻仍舊時刻關注社會動向、學科動向,遍覽考古學群書,向名師大家請教,參加考古實踐活動。學術上,他一絲不茍,日記里隨處可見工整精致的考古手繪。

轉身做領導時,盡管起初排斥“做官”,他卻能在走上領導崗位后盡心盡力地培養人才、創新方法、謀篇布局。行政上,他實事求是,在創建碳十四斷代實驗室時,幾乎成了仇士華的“后勤”。

最終,在學術上,他很快在中國考古學嶄露頭角,在世界埃及考古學中占有一席之地,榮膺中外7個院士稱號。在行政上,“7國院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國家文物委員會主任委員等名聲,甚至比他的學術成就更為耀眼。

無論是陰差陽錯還是造化弄人,每當命運將他推上一條未曾料想到的路,他總會以不變應萬變,一步步踏實勤奮地把這條路走到極致。這是那個年代大多數老一輩科學大師擁有的共同特質,也是夏鼐先生為我們詮釋的最生動也最樸素的人生哲學。

夏鼐(1910—1985)

夏鼐,考古學家、歷史學家。新中國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和組織者,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

浙江溫州人,早年考入清華大學,在陳寅恪、錢穆、蔣廷黻等的指導下打下深厚的史學基礎,先治中國近代外交史,后轉中國近代經濟史。1935年留學英國,轉治考古學,1946年獲得倫敦大學博士學位,成為我國第一位埃及考古學專家。

曾任浙江大學教授、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考古研究所所長等職。主持與指導了河南輝縣、湖南長沙等地古代墓葬、西安半坡等史前遺址、偃師二里頭和商代城址、安陽殷墟、漢唐兩京遺址、元大都遺址、北京明定陵、廣州漢南越王墓、長沙馬王堆漢墓等發掘,對中國各地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年代序列作全面探討,首倡中國文明起源的考古研究,創造性地利用考古學的資料與方法,開拓中國古代科技史研究,在古代中西交通史研究方面提出創見。

新中國成立后,他領導國家考古研究中心機構30余年,致力于建設考古工作隊伍、制定考古研究規劃、提高田野考古水平,推動自然科學方法在考古學中的應用及多種學科研究的協調,積極與外國考古學界開展學術交流,極大地推進中國考古工作的全面發展。

人物生平

1910年2月,出生于浙江溫州。

1934年,畢業于清華大學歷史系,獲文學士學位。

1935—1939年,留學英國倫敦大學。后于1946年獲埃及考古學專業哲學博士學位。

1941—1942年,任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專門委員。

1943年至1949年,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員,并曾代理所長職務。

1949年,任浙江大學教授。

1950—1982年,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以后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兼副所長、所長。

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

1959—1983年,當選第二至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74—1985年,先后當選英國學術院通訊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院通訊院士、瑞典皇家文學歷史考古科學院外籍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意大利近東遠東研究院通訊院士。

1979年,當選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

1980年,受聘為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委員,兼考古學卷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

1982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

1983年,兼任文化部國家文物委員會主任委員。

1985年6月19日,于北京逝世。

 


 

夏鼐指導長沙馬王堆漢墓發掘

輝縣發掘隊合影(中排左四為夏鼐)

夏鼐的“公費留學生證書”(第544 號)

考古訓練班開學典禮合影

夏鼐(右二)在中國考古學會成立大會開幕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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