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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秉維:為華夏江山探大地之理

來 源:中國科學報
發布時間:2019-11-15

 

■本報記者 張文靜

人物簡介

黃秉維(1913年2月—2000年12月),廣東惠陽(今惠州)人,地理學家,中國現代自然地理學的奠基人。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64年當選羅馬尼亞科學院院士。

曾任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三、五、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國家水利部顧問。美國地理學會會員,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名譽通訊會員,國際山地學會顧問。1996年獲國際地理聯合會特別榮譽獎。1997年獲何梁何利科技進步獎。

主編的《中國綜合自然區劃(初稿)》是內容詳盡而系統的全國自然區劃專著。參與全國基礎學科12年發展遠景規劃制定。創建北京農業生態系統試驗站。編制了我國第一幅1:400萬黃河中游土壤侵蝕分區圖、水力和風力侵蝕程度圖。

長期致力于中國資源環境研究,在中國綜合自然區劃、黃河中游的土壤侵蝕與保持、地表熱量水分平衡、農業自然生產潛力、華北水利與農業發展、坡地改良與利用、確切估計森林作用、全球環境變化及其影響和地球系統科學與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貢獻。其學術思想不斷指引中國地理學學科發展的新方向。

2000年是黃秉維生命的最后一年,也是一如往常忙碌的一年。他的學術秘書楊勤業的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地記著黃秉維那一年的工作安排:

1月,配合中央電視臺拍攝電視片;2月,同意為“百名院士”叢書寫一本科普書并審閱提綱,倡議并提出“加快黃土高原土保持”項目的建議;3月,為“正確估計森林的作用問題”項目擔任顧問;4月,參加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創新項目評議……

除去這些工作,最讓黃秉維掛念的,是他倡導并主持的“陸地系統與區域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項目。即便后來用上呼吸機無法說話,黃秉維也手寫“楊勤業同志請來一談”的便條,了解課題進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這位87歲的老人仍在為中國地理學拓展新的“版圖”、引導新的方向而殫精竭慮。

2000年12月8日,聽著親友后輩的輕聲呼喚,躺在病床上的黃秉維已無力再睜開雙眼,只在眼角流下了淚水。

時光撥回到70多年前,在廣東省惠陽縣的一個私塾里,聽到老師吟誦“皇皇華夏,將即于奴,戚戚江山,日變其色”,8歲的黃秉維也曾淚流滿面。為華夏江山探大地之理,一顆科學救國的種子在小小少年心中萌發,也悄然改變著未來中國地理學的走向。

探前行之路

1928年,年僅15歲的黃秉維考入中山大學預科。他原本想學化學,但當時報刊上屢屢刊登外國科學家來華考察的消息,使他痛感“為什么中華民族不研究祖國山河”,轉而進入剛剛建立的地理系。

當時,中山大學地理系是中國傳授西方地理學思想的先鋒基地之一。在這里,黃秉維如饑似渴地聽課、讀書,參與野外實習。

然而,經過4年的學習,黃秉維卻逐漸感到當時的“地理學理論太浮泛,方法和手段太落后,陳陳相因,不知道要到哪年才能在科學認識或實際應用上有所貢獻”。所以,雖然以高分論文畢業,并進入北平地質調查所,他的心情卻十分沉重。

在他看來,中國地理學是座“有待建筑的大廈”,而他在苦苦思索“艱苦締造”之法。

在中國,地理是一門古老的學問,《水經注》《山海經》《徐霞客游記》等古籍記錄了中國古代地理知識,是傳統文化瑰寶。然而,就地理學科發展來說,直至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地理學仍處于描述性階段,與科學范式相去甚遠。

在地質調查所,黃秉維在丁文江、翁文灝等指導下,前往各地進行實地考察,并學習了中國礦產、土壤、植物、土地利用、農村社會經濟等知識。他編著的《中國地理》對我國氣候、土壤、植被、地貌等相互關系首次作出了較為系統、詳盡的介紹。在這個過程中,黃秉維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學術思想。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科學院要籌建地理研究所。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力邀黃秉維擔任籌備處主任,并出任所長一職。在他看來,黃秉維既有較深厚的學術造詣和較高的學術威望,又不涉及當時地理學界的宗派紛爭,是擔任所長的不二人選。不過,深知自己“素來不會也不愿管人管錢管事”的黃秉維,幾次在回信中表示“拒絕考慮”,最后在竺可楨再三堅持下才從命。

1953年,40歲的黃秉維正式調入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以下簡稱為地理研究所)。正是在這里,他的學術思想真正開始改變中國地理學的格局。

探綜合之道

1978年,農學專業出身的王宏考入地理研究所,成為黃秉維門下弟子。在深入了解導師的學術思想后,王宏才意識到導師招收他這個“地理學門外漢”的原因。

上世紀50年代,黃秉維提出地理學需要“揚棄膚淺的東西”,走向綜合,改變傳統地理學偏重于描述、無力解決實際問題的弱點,主張吸收數學、物理、化學知識,并納入觀測、分析、實驗等技術,成為一種實驗性科學。他在學科規劃中提出了地理學發展的3個新方向,力圖改變中國地理學落后的面貌。

“黃先生并不滿足于傳統地理學僅僅像徐霞客那樣到處考察記錄,他提出了發展自然地理學的3個新方向——地表熱量與水分平衡;化學元素遷移和轉換;生物群落與環境間的物質、能量交換。也就是說,地理學不但要研究區域分異,還要研究地球表層系統的物理過程、化學過程和生物過程。只有這樣,才能使區域分異建立在堅實的科學基礎上,同時又有助于解決資源、環境和生態等問題。”王宏介紹說。

為此,黃秉維領導建立了流水地貌、孢子花粉、坡地、化學分析等一系列實驗室,以及野外定位觀測站、試驗站等。“由于農業是中國地理學的首要服務對象,黃先生一直在思考、論證,進而鍥而不舍、奔走呼號,要求建立一個農業生態系統試驗站。地理所學農出身的人不多,這恐怕是黃先生收我做學生的原因之一吧。”王宏說。

1984年,美國國家研究理事會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委員會在報告中指出,要了解全球變化中的主要問題,必須將互相聯系的物理、化學和生物過程綜合起來。這與1956年黃秉維提出的3個方向不謀而合。

我國地理學界相關研究比發達國家早了近30年。

“中國地理學界沿著黃先生設定的研究方向,走在了世界相關科技領域的前沿。”黃秉維的學生、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唐登銀在紀念文章中寫道,“上世紀60年代以后,國際上相繼出現了國際水文十年、人與生物圈計劃、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全球變化、荒漠化等重大科學計劃或熱門議題,中國地理學界對此并不陌生,而是能從容應對,始終在中國生態、資源、環境、發展的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應當永遠銘記和感謝黃先生。如果自然地理學停留在事實和現象的機械疊加,停留在膚淺的定性描述,面對復雜的資源、環境、生態問題將會束手無策。”

探實踐之法

黃秉維特別重視地理學與國家社會經濟問題的結合。他為地理研究所定下的基調就是為農業服務,這為地理研究所乃至整個中國地理學的發展帶來了新的生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國綜合自然區劃工作。

自然區劃是自然地理學的基礎,又與農業生產息息相關。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人們干勁十足,但由于缺少科學認識,不少地區為增產盲目引進品種、開墾土地、改革耕種制度。比如,有些只能種單季稻的地方卻種起了雙季稻。

1956年,在黃秉維的領導下,中國科學院自然區劃工作委員會進行了我國規模最大的一次區劃工作,邀請了氣候、土壤、植被、地貌、水文等各專業專家共同參與。當時的屋子里鋪了一張大地形圖,各行各業的專家圍在一起展開激烈討論,黃秉維則耐心聽取各方意見。

3年后,黃秉維主編的第一部《中國綜合自然區劃》初稿完成。此前,中國非常缺乏橡膠,人們根據它找到了橡膠北移的基本界限,據此在云南部分地區試種橡膠成功,給國民經濟帶來了巨大收益。這僅是自然區劃工作帶來的理論意義與現實價值中的一個小小例子。

黃秉維始終密切關注和思考國內外各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這讓他總能站在時代的前沿,洞察先機。早在上世紀70年代,黃秉維就開始關注溫室氣體致暖乃至全球環境變化問題。他多方呼吁,并建議將此列入地理研究所的研究計劃。

黃秉維認為地理學家應多了解經濟和社會,八旬高齡仍研讀經濟學等書籍,思考信息時代地理學的新發展,致力于推動中國區域可持續發展課題。1996年,83歲的黃秉維發起和組織了“陸地系統科學與區域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會議,推動相關研究進展,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直至今日,中國地理學仍在沿著黃秉維引領的方向前進。在諸多紀念文章中,黃秉維被譽為是繼竺可楨之后中國現代地理學的“一面旗幟”。

中國科學院院士陸大道在懷念文章中不無深情地寫道,當前我國自然結構和社會經濟結構迅速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這種變化向地理學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科學和實際問題。“緊緊把握黃先生的教導,我們就不會迷失方向。”

竺可楨(左二)與黃秉維(左三)一起在野外考察

黃秉維《中國綜合自然區劃》手稿

改革開放后中國地理代表團訪問美國

1992年,黃秉維(左二)在華南考察

●1913年2月1日,出生于廣東惠陽縣

●1918年,入惠陽林寅谷學塾

●1928年,考入中山大學預科乙部(理農工醫部)

●1930年,升入中山大學理學院地理系

●1934年,畢業于中山大學地理系,進北平地質調查所為研究生

●1938—1942年,在浙江大學任教,任講師、副教授

●1942—1949年,在資源委員會經濟研究室負責區域經濟研究

●1949—1953年,先后任南京生產建設委員會副主任、華東工業部工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華東財政經濟委員會工礦普查組主任

●1950—1953年,兼任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籌備處副主任

●1953—2000年,歷任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第一副所長、代理所長、所長、名譽所長

●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1956年,當選中國地理學會副理事長、《地理學報》主編

●1964年,當選羅馬尼亞科學院院士

●1979年,當選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

●2000年12月8日,于北京病逝

記者手記

當在采訪中聽到黃秉維一個個故事時,我腦中不斷閃現的一個詞就是“純粹”。

他科學報國的信仰是如此純粹。由于家中拮據,黃秉維本想遵照父母之愿報考郵局或海關,求一個“鐵飯碗”,但得知這是投身于外國控制下的國家機關后,便“決然舍去”。在戰亂中,他面對母親許下誓言:“一旦國亡,兒絕不獨活,必將以身殉國。”

他以科學救國為志愿進入中山大學地理系,一生矢志不改。他的信條是“行所當然而不惑于偶然”。面對中國地理學發展之困,他問自己“何以對同學,對國家?”當科學的春天來臨時,他興奮地說,自己要把64歲當46歲用。為了盡可能多做工作,他經常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累了就在辦公室沙發上打個盹兒,餓了就吃醬油拌飯。

他總覺得自己做得還不夠,晚年的黃秉維仍在遺憾自己的工作“進展很慢”,“時間花了,力量花了,最后卻沒有結果,這個責任在我”。

他對知識的追求是如此純粹。黃秉維有個“尊稱”——“兩條腿的書架子”。在黃秉維兒女的印象里,父親的睡眠一直很少,夜深人靜時總在讀書。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來了新書,借閱欄第一個名字總是黃秉維。無論是開會、出差還是赴宴,他都要背一大包書。楊勤業記得和黃秉維一起去廣州出差,黃秉維帶的書就擺滿了半個床,而他自己只窩在半張床上睡覺。

他對名利的淡泊是如此純粹。黃秉維曾擔任過全國人大常委,是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數年后,他主動辭去此職。他這樣告訴兒女:“有很多事是我不了解也不懂的,我怎么去反對和支持?”1995年,黃秉維被授予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名譽通訊院士,英方邀請他參加英國女王的授予儀式,但黃秉維認為只是單純領證書沒有學術意義,婉言謝絕,請當時在英國的同事代領。但當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邀請他參加新館奠基儀式時,黃秉維卻二話不說,欣然參加。

他對待情感是如此純粹。學生結婚,他主動宴請祝賀。1997年,女兒黃以平的丈夫身患重病,此后幾年間,黃秉維多次在夜晚街上行人、車輛稀少時,自己一人走到女兒家看望。那時他已年過八旬、患病初愈。每次女兒要送他,他都放心不下女婿,固執拒絕,自己小心地拄著拐杖一步步在月色中遠去。2000年深秋,黃秉維病情嚴重,不能說話也不能動。每次有醫生、護士和護工來治療和護理,他都吃力地舉起雙手作揖,以示感謝。

當采訪結束,作別黃秉維的女兒黃以平和黃永平時,她們叮囑我:“寫我父親請千萬不要刻意拔高,務必實事求是。”純粹,也許在現在很多人看來已經有些“過時”,但我知道,這種品質仍在傳承和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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